消費文化是消費理念、消費方式、消費行為和消費環(huán)境等的總和。當前，我國消費文化的基本面是積極、正面、向好的，但也存在一些消極、負面、畸形的消費思想和行為，如消費符號化、過度消費和消費主義等。這些不健康的消費思想和行為，對于社會主義消費本質而言構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費文化異化。在以往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我們習慣于從消費方面來討論如何消解不良消費文化，產生了不少重要成果，但總感覺尚有力不從心之處。這提示我們，應該創(chuàng)新思路，從供給側入手探討這一問題。而一旦采用供給側思路，就會發(fā)現當前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消解不良消費文化、引導消費文化健康發(fā)展具有很大作用。

　　創(chuàng)新為人們提供了實現自我、完善自我的新途徑，是消解不良消費文化的法寶。創(chuàng)新可以從兩個方面消解不良消費文化。首先，創(chuàng)新為人們提供了實現自我、完善自我的有效途徑。試想，如果企業(yè)普遍缺乏創(chuàng)新，其員工作為生產者會缺乏實現自我的有效途徑，作為消費者會缺乏滿足其個性消費需求的定制化產品。如果社會普遍缺乏創(chuàng)新，不僅難以滿足人們的消費需求，也不利于實現人的全面發(fā)展。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成為社會主流意識，有利于大眾創(chuàng)新的體制機制不斷建立健全，創(chuàng)新成本和門檻不斷降低，個人在工作、生活中就可以通過多樣化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來實現創(chuàng)意生活，而不再需要通過消費來彰顯個性、實現自我。其次，在全社會普遍性的創(chuàng)新中，傳統(tǒng)意義上的時尚將趨于沒落，人們逐漸失去追逐那種時尚的動力。在缺乏創(chuàng)新的社會，由于消費的同質化強而供給的創(chuàng)新力弱，制造時尚潮流增加人們對生活的新鮮感就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但在普遍創(chuàng)新的社會環(huán)境下，技術創(chuàng)新所帶來的功能革新、產品設計創(chuàng)新隨處可見，原先所謂與美學相關的符號性時尚隨時可能被新的創(chuàng)新所打破和取代，時尚轉換周期越來越短，制造和模仿一個轉瞬即逝的時尚就會變得毫無意義。這時，消費個性就會得到張揚，消費盲目性就會大大下降。

　　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能夠讓消費回歸滿足人們物質文化需要的本位，是削弱消費主義的利器。消費主義的滋長可以從供給方面找到原因。在結構性產能過剩的情況下，需要鼓勵消費來消化產能。在鼓勵消費的過程中，如果對消費的引導不到位，部分人就會對消費產生簡單的庸俗化理解，認為“消費就是做貢獻”，這就給消費主義留下了生存空間。同時，我國國內市場結構性過剩和結構性短缺并存，導致一些消費者要通過“海淘”來滿足需求，擴大了西方不健康消費文化的影響。顯然，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并非要抑制消費，而是通過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減少盲目和無度消費，擴大綠色和健康消費，讓消費回歸滿足人們物質文化需要的本位。

　　提高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的普惠性有利于樹立新風，是引導消費文化健康發(fā)展的有效方法。為了樹立新風、更好地引導消費文化發(fā)展，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需要注意以下兩點：一是盡量不要給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消費設置門檻。對享受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人群進行地域、職業(yè)、職務等方面的劃分，容易使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消費產生等級差異，不利于社會公平公正，也會對消費文化產生不良影響。所以，應盡可能實現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普惠性。二是盡可能避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無效供給。比如，有些人口只有幾萬人的縣城，卻建設了大型歌劇院、博物館等公共服務設施，將大量寶貴的公共資源投入到需求不大的公共產品上，對當地居民物質文化生活改善的作用并不明顯。這些公共產品的符號意義大于實際意義，不利于建設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

　　還應看到，消費文化的健康發(fā)展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順利推進也有巨大反作用。如果消費文化是健康、積極、向上的，就會有力地帶動供給結構向生態(tài)、綠色、可持續(xù)方向調整；如果網絡化、服務化成為一種重要消費文化，就會帶動“互聯網+”快速發(fā)展，促進服務經濟發(fā)展；如果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成為主流消費文化，就會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以人為本、以人民群眾的真實需求為本，進而助推創(chuàng)新、協(xié)調、綠色、開放、共享發(fā)展理念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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